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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皇帝和官員對茶葉武器的利用及其敗因

        時間:2020-11-25 來源:農業考古 本文字數:13056字
        作者:陶德臣 單位:陸軍工程大學政治工作系

          摘    要: 茶葉是清代中英貿易的核心商品。18世紀50年代起,英國成為中國茶葉最大輸出國。茶葉貿易為英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帶來了巨額利益,也是清朝政府對英國使用茶葉武器的現實基礎。清朝對茶葉武器的認知來源于古代的以茶治邊政策,只不過運用對象從對待周邊少數民族轉移到對待西方來華貿易國家。清朝對俄羅斯、安延集都使用過茶葉武器,對英國使用茶葉武器則不過是增加了一次實踐罷了。對英國使用茶葉武器的思想具有多層次性,即英國絕對需茶、以茶可制英國及以茶制英方式。但對英國使用以茶制之最終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高估了茶葉武器的作用,低估了英國的侵略野心以及道光皇帝經常反復無常。

          關鍵詞: 清朝政府; 茶葉武器; 原因; 內容; 失敗原因;

          Abstract: Tea was the core commodity of Sino-British trade in the Qing Dynasty. Since the 1750 s, Britain had been the largest exporter of tea to China. Tea trade brought huge benefits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forming the realistic basis of tea weapons against Britain for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Qing Dynasty's understanding of tea as a foreign policy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policy of governing the border with tea, but the object of its use was transferred from neighboring minorities to the western trading countries. The Qing Dynasty applied tea weapons against Russia and Anyanji, and the use of tea weapons against Britain was just one more practice. The concepts of using tea weapons then could be understood from many aspects, that is, Britain absolutely needed tea, tea was used to check Britain. However, the use of tea weapons against Britain did not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s mainly due to the overestimated role of tea weapons, underestimated aggressive ambitions of Britain and the frequent capricious actions of the Emperor Daoguang.

          Keyword: Qing government; tea weapons; reasons; content; reasons of failure;

          茶葉不是武器,但能起到武器的作用。鴉片戰爭期間,清朝政府上至皇帝,下到一般官員,都認為茶葉可以用作制裁英國人的武器,令其俯首聽命,永絕鴉片之患,阻止白銀外流。然而,茶葉武器在實際運用中效果并不理想,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目的,而且招致了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戰爭的結果使中國開始了百年的屈辱史。為此,如何看待清朝政府對茶葉武器的認知,就顯得十分重要。鑒于學術界對此無討論專文,遂作一探討。
         

        清代皇帝和官員對茶葉武器的利用及其敗因
         

          一、茶葉在中英貿易結構中的核心地位

          英國不是中西茶葉貿易的開拓者,但卻很快超過荷蘭成為中西茶葉貿易最大主顧和茶葉貿易的壟斷者。1610年,荷蘭人最早將茶葉作為商品輸入歐洲。《茶葉全書》說:“飲茶代酒之習慣,東方與西方同一重視,惟在東方飲茶之風盛行數世紀之后,歐人始習飲之。世界上有三種主要飲料,即茶、可可及咖啡是也。可可為輸入歐洲之第一種飲料,在一五二八年由西班牙人輸入,而茶則越一世紀后,于一六一○年由荷蘭人輸入歐洲。威尼斯商人將咖啡輸入歐洲,則在一六一五年,為三種飲料輸入歐洲之最遲者。”[1](P14)英國購買茶葉運到歐洲遲于荷蘭。“1615年,為英人到遠東營茶業之初年”,但數量極為有限,東印度公司“每次定貨,只以總司事發函至其代理,求取中國上等之Chaw一罐(即閩人呼茶之音),而茶價異常昂貴,時有所謂‘擲三銀塊飲茶一盅’之諺,觀此即知其值矣”[2]。茲見《1644~1710年英國輸入茶葉數量表》[3](P730-731)(參見表1)。

          由表1,知27年中英國共輸入茶葉106132.75磅又90唡,折合約為396擔。這點茶僅相當于1874年英國自中國輸出茶最多年份1124315擔的0.7%[4](P1204),可見數量之少。況且,1675~1677年、1681年、1683~1684年還沒有輸出過茶葉。

          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在此之前的1713年,東印度公司“忠實的布利斯”號船駛往廣州,打算在廣州購買179200磅茶葉、30000磅生絲,“他們不想減少茶葉的購買量”,并“首次將茶葉放入箱中取代了以往的桶裝。這樣裝放得更緊密了,而且還能有效地保持原味”[3](P301)。這說明茶葉輸入量保持了一個向上發展的態勢。1716年是關鍵的一年,這一年茶葉成為中英貿易的一項重要物品。“‘斯特林格’號、‘蘇珊娜’號裝有運往英國的茶葉、絲織品及瓷器。‘斯特林格’號船上裝滿了茶葉,甚至有相當部分茶葉不得不作為‘斯特林格’號的貨物,裝到‘蘇珊娜’船上。‘蘇珊娜’號船為本船裝載的貨物有:1565擔茶葉,230擔白銅和稻米、瓷器,稻米都裝入瓷器中”[3](P310)。這兩船英船共裝茶葉3000擔,價值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5]。

          18世紀20年代,茶葉成了中西貿易的核心商品。“茶葉是上帝,在他面前其他都可以犧牲”[5],“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6]。這時,茶葉的地位已極為重要。“中國茶葉出口額增長極快,而且茶葉成了主要貿易商品”[3](P334)。這是因為,茶葉成了英國的大眾消費品,茶葉消費數量巨大。“到了17世紀末葉,每年輸入大英帝國的茶葉平均約為2萬磅。茶葉如此迅速地成了大眾的消費品,以至到了1745年,政府要用限制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來威脅它,如果不能供給倫敦方面以足夠數量和合理價格的茶葉。到了18世紀末,英國對茶葉的消費量,平均每人每年超過兩磅”[3](P283)。需要指出的是,“18世紀50年代以前,荷蘭是中國茶葉的最大買主”[7],嗣后,這一地位被英國取代,并持續到1889年。據記載,1750年,英國輸入茶葉1543擔,荷蘭卻有9422擔[8](P96)。1888年,英國輸入中國茶葉603738擔,居第2位的為俄國,為536494擔;1889年,英國輸入中國茶葉433964擔,居第2位,俄國輸入585350擔[4](P1204-1205),占第一位。發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英國殖民地印度、錫蘭茶已興起并趨繁榮,英國因而減少了對中國茶的輸入。茲見《英國進口中國茶葉年均數量表》[3](P730-740)(見表2)。

          單位:磅

          表1 1 6 4 4~1710年英國輸入茶葉數量表
        表1 1 6 4 4~1710年英國輸入茶葉數量表

          單位:磅

          表2 英國進口中國茶葉年均數量表
        表2 英國進口中國茶葉年均數量表

          進入18世紀下半期,茶葉貿易更加發展,英國輸入的茶葉數量達到新高。茲見下表3[8](P69-72)[9](P282-284)。

          單位:擔

          表3 英國進口中國茶葉年均數量表
        表3 英國進口中國茶葉年均數量表

          注:其中1836~1840年為1836~1939年度數量,年度自當年7月1日起至次年6月30日止。

          由此可見,英國茶葉進口發展速度之快。“本世紀(即18世紀———引者注)初,除去少數私運進口的茶葉而外,東印度公司每年出售的茶葉尚不超過五萬磅。現在該公司每年銷售兩千萬磅茶葉,也就是說,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茶葉的銷售量增加了四百倍”[10](P27)。鴉片戰爭前,茶葉進口平均達到3000磅以上,其中1838~1839年度達到40223866磅,1839~1840年度因戰爭影響銳減至25962919磅[4](P282)。

          隨著茶葉進口數量的增多,茶葉占英國自華輸出商品地位日趨重要。茲見《茶葉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總貨值中的比重》表[7](見次頁表4)。

          茶葉貿易為英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帶來了巨額利益。在東印度公司“壟斷的最后幾年中,茶葉帶給英國國庫的稅收平均每年三百三十萬鎊。從中國來的茶葉提供了英國國庫總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東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潤”[11](P3)。考慮到“英國政府從茶葉中獲得的利潤幾乎和東印度公司獲得的一樣多”[11](P270),那么,東印度公司利潤最多的年份也會在330萬英鎊左右。面對如此巨大的利益及“茶葉只能從中國取得”[11](P4)的貿易局面,英國及東印度公司都知道確保茶葉貿易萬無一失的絕對重要性。因此,“政府是非常關心對華貿易的性質和未來的”[9](P270)。“除了利潤的考慮之外,有一種主要的中國產品而在其他的地方所買不到的東西日益變成英國各級社會人士生活中的必需品。茶葉已經成為英國人生活的需要,在我們能夠設法在其他地方用同等價錢購進同等數量和質量的茶葉之前,中國方面的來源無論如何必須加以維持”[10](P26)。清朝政府也對英國離不開中國茶葉的情況十分清楚,正因為如此,1793年,乾隆皇帝才對來訪的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10](P545)

          表4 茶葉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總貨值中的比重[7]
        表4 茶葉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總貨值中的比重[7]

          二、清朝皇帝、官員對茶葉武器的認知

          (一)茶葉武器的由來

          有關茶葉武器的認知來源于中國古代歷朝施行的以茶治邊政策。以茶治邊政策是占據東南的統治者,利用茶葉產于東南,西北各民族必須依靠東南供給茶葉,才能滿足消費需求的特點,對西北茶葉的供給,采取直接分配、限量供應的辦法,達到茶馬互市、馭夷治邊、鞏固邊疆的政治經濟雙重目的[12](P389-390)。這一政策首見于宋朝,明朝達到鼎盛,清朝仍在沿用,但主要用于處理外部事務特別是對外貿易。

          中國古代的以茶治邊政策施行約千年,得到歷朝統治者重視。宋朝實行以榷茶為主的茶葉產業政策,不但禁榷川茶,用以在西北地區、西南地區博易馬匹,而且在遼、金、夏交界地區,設置榷場,實行茶葉專賣,對茶葉的流向、數量、交易地點都有嚴格規定。

          明朝充分利用少數民族嗜茶的特點,厲行茶馬互市,對茶葉交易進行嚴格控制,希圖以控制茶葉為手段,達到馭夷治邊之目的。這一思想,以茶馬御史楊一清的觀點最為典型,也最能說明問題。他在《關中奏議》卷三《為修復茶馬舊制以撫馭番眾靖地方事》中說:“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茶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番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易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他又說:“今金城之西,綿亙數千里,北有敵,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之世仇,恐議其后,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敵騎長驅,寧河岷隴之區,鮮不為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國初散處降兵,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扎,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價,使知雖遠外小眾,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于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敵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

          清代雖于康熙年間廢除茶馬貿易制度,但對茶葉邊銷及外銷仍加嚴控,茶葉武器的思想仍然存在。趙翼的話最為典型,他說:“中國隨地產茶,無足異也。而西北游牧諸部,則恃以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榮衛也。自前明已設茶馬御史,以茶易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為撫馭之資,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太西洋距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船載歸,則其用且極于西海以外矣。俄羅斯則又以中國之大黃為上藥,病者非此不治。舊嘗通貢使,許其市易,其入口處曰恰克圖。后有數事渝約,上命絕其互市,禁大黃,勿出口;俄羅斯遂懼而不敢生事,今又許其貿易焉。天若生此二物,為我朝控馭外夷之具也。”[13](P20)

          鴉片戰爭前,清朝已有兩次利用茶葉武器的實踐。一次是針對俄羅斯的,中止恰克圖互市;另一次是針對安集延的茶葉禁售。18世紀,中俄茶葉貿易已經興起,但沙俄乘機不斷侵擾中國邊境,蠶食中國領土,支持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叛亂,唆使喀爾喀蒙古邊民逃入俄境,嚴重損害了中國主權,迫使清政府拿起閉關罷市的武器,曾暫停京師互市、庫倫互市,并于1762~1768年、1778~1780年、1785~1790年3次中斷恰克圖互市。幾乎每次罷市,清政府都要拿起“嚴禁大黃茶葉”[9](P90)的尚方寶劍。沙俄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被迫做出讓步,訂立條約,才使恰克圖貿易走上正軌。茶葉武器的成功運用,使清政府誤以為茶葉、大黃發揮了神奇威力。雖然不應該否定茶葉、大黃對壓服俄羅斯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當時中俄雙方國力相當這一客觀實際情況卻被忽視了,以至于使清政府迷信起茶葉武器的巨大作用來。1750年,乾隆就道出了以茶控夷的思想,稱:“俄羅斯地雖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須仰給內地。且其每年貿易,獲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國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14](P33)確實,這時的俄羅斯,茶葉不但成了生活必需品,輸入量也在不斷增加,如1755~1762年,俄國進口了11000~13000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茶葉。1762~1785年,俄羅斯每年從恰克圖輸入茶葉29000普特,占自華進口總值的15%,成為自華輸出品中繼棉布之后的第二大進口商品。1798年,俄羅斯進口茶葉46997普特,1799年增為52343普特,1800年達到69580普特[15](P170)。19世紀,俄羅斯進口的茶葉超過了棉花,成為自中國輸入品的最主要商品。“換回茶葉,這是交易的首要目標”[15](P168),“彼以皮來,我以茶往”[9](P106)就是貿易的基本格局。1820年,難怪西伯利亞總督斯彼蘭斯基要說:“絲織品已經結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結束了,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15](P168)1812~1817年,俄國每年平均輸入的白毫茶占自華輸出總額的60%,1818~1824年為75%,1825~1831年為86%,1832~1838年為89%,1839~1845年為91%,20世紀40年代后半期更高達95%以上[16](P46)。閉關罷市,使一向靠為過往俄國商隊提供糧秣和運輸為生的農戶,失去了生活來源,致使“許多家庭因茶葉而貧困下來,乃至乞討為生”。第三次閉關,甚至迫使俄國人不得不“購買和飲用從英國、荷蘭和丹麥運來的茶葉,付出三倍或四倍的價錢”[16](P42)。這當然使俄國損失很大,難以忍受。

          相對而言,道光年間對安集延的茶禁則是一次多少有些失敗的實踐。嘉慶二十五年(1820),張格爾發動的叛亂持續七八年,到道光七年(1827)才被最后鎮壓下去,之所以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浩罕(烏茲別克斯坦)封建主的暗中支持。為此,揚威將軍長齡認為有必要“斷絕各外夷貿易,并嚴禁茶葉、大黃出卡”,以示懲罰。道光皇帝雖認為此議不錯,但又擔心其可行性,因而一時拿不定主意,故說:“大黃、茶葉系該夷必需之物,果能嚴行禁絕,俾外夷無所資生,藉擒獻張格爾,為求通貿易地步,固屬甚善,倘陽奉陰違,或奸販偷漏,或兵丁賣放,致為外夷所竊笑,轉屬不成事體。”于是派陜甘總督那彥成赴新疆調查,嚴定章程,“實力稽查,不可有名無實”[17](P1166)。

          道光八年(1828),那彥成遵命到新疆辦理善后事宜。他說:“張格爾滋事,悉由安集延內外勾結”所致,故提出“請嚴禁安集延貿易茶葉大黃出卡”[18](P611)的建議。因為,據他調查的結果顯示:安集延(浩罕)“向準其進卡貿易,轉販內地大黃、茶葉、硝磺,接濟外夷漁利。其流寓各城者,均已私行置產安家,深沐天朝德澤,與卡內回民無異,延相率助逆,戕害官兵,蹂踐回民,實出情理之外,深屬可惡”。現在“各城寄居安集延之人,自數十戶以至百余戶不等”,他們往來交接,聲息相通,因此“一經變亂,遂成瓦解”,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必須采取斷然措施,加以解決。鑒于這種危局,那彥成重提“嚴禁大黃、茶葉出卡”之事,建議將涉亂商人全部加以驅逐。第一,逐步驅逐新疆外夷。善后必須除內患。應將安集延人分步全部驅逐,萬不可再有因循。“凡在十年以內寄居與現販違禁之物者,先行逐出,其余暫準居住,以安其心。以后或查有偷漏大黃、茶葉出卡,或查有囤積違禁等物件,或被人訐控有犯,即逐”。第二,嚴禁大黃、茶葉出卡。大黃、茶葉不但為其生活必需之物,“藉此養命”,而且轉販其他部落,牟取暴利。“必須嚴禁出卡,示以限制,以為操縱外夷之計”。若有人私賣給安集延等夷,“即照私通例治罪”。第三,規范北路茶商貿易。“北路商人從歸化城等處興販雜茶,領票行銷,請在領票商中派令作為官商,按照蘭州甘司管理辦法設商承領,使不與外夷交接。如各外夷恭順,嗣后則照伊犁貿易亭設官經理”。第四,裁汰陳規陋習。“新疆各城大臣及本處章京、司員、筆帖式及各大小伯克,往往苛剝回眾,弊非一端。應勒石加以曉諭,做到永遠禁除”[19](P51-53)。

          道光對那彥成的報告持謹慎態度。他說:“朕思此項人數較多,相沿已久,因不可姑息容留”,“但欲全行逐出,設辦理不善,轉恐激成事端,該督務當實心體察情形,持以鎮靜,通行各城妥辦”,“以收實效”[20](P72)。為了保險起見,道光命令伊犁將軍德英阿,“嚴立章程,實力稽查,以杜偷漏”[20](P143)。不久,德英阿制定出北路茶葉運銷章程。這個根據天山北路具體情況、切斷北路商人與浩罕商人聯系的北路行茶章程,得到道光贊許,被飭令照所議行[20](P143)。不久,“那彥成等奏嚴禁奸商私販茶葉,并設局稽查一折”。他認為,“甘肅官引額銷茶葉,每年例應出關二十余萬封,近來行銷竟至四五十萬封之多,顯系以無引私茶,從中影射。其行銷各城,又復遞加價值,每附茶一封,售銀七八兩至十余兩不等。此等奸商私販,勾通外夷,剝削回眾,不可不嚴行禁絕”,“現據那彥成等酌請,每封官為定價,阿克蘇價銀不得過四兩,喀什噶爾、葉爾羌不得過五兩,作為永定之價,不許增添。并于嘉峪關地方,照殺虎口、歸化城、張家口等處設立稅局;阿克蘇照古城設立稅局;喀什噶爾、葉爾羌為行銷總要之區,均設立稅局;稽查工商私販,以杜流弊”。那彥成所奏得到道光贊許,并令“俱著照所議辦理,其詳細章程,著那彥成等另行妥議具奏”。道光九年(1829),那彥成“繕列規例十四條”,“分晰開列,恭呈御覽,并請敕部備案”[18](P568-571)。但大學士托津、長齡等人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商人販茶,遠赴口外行銷,原為利往,如層層納稅,節節盤驗,恐商人仍取給于食茶之人,茶價勢必增昂。抑勒商人,減價銷售,尤恐該商等裹足不前,回民或至乏食,關系非淺”,又“查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二城,向食北口商茶,并未議征稅課,今伊犁等處同系口外地方,獨令該處兵民買食納稅貴茶,亦不足昭平允”[20](P159)。他們的觀點是自應仍照舊章,無須另議,對那彥成的章程予以否定。道光動搖了,于是斥責那彥成私心自用,“誤國啟釁”,下令將那彥成撤職了事[21](P1293)。

          為了緩和與浩罕封建主的緊張關系,兵部尚書松筠奏請“卡倫以外布魯特、霍罕等無論有何事故,嚴禁官捕毋許出卡查探,以杜釁端。英吉沙爾毋庸專駐大臣。安集延回眾,向以貿易為生,請明降諭旨,永弛茶葉之禁。至南路各城回眾,向與安集延結姻,應循舊聯姻,以順夷情”[20](P1003)。嗣后,清政府應浩罕使臣請求,允準其“通商交易”,“所有新疆各城茶政,著仍循舊例通行,概免查禁”[20](P1110)。這樣,那彥成提出大約3年之久的嚴禁大黃、茶葉出卡章程完全結束,私茶再次大行其道。這種私茶包括私販晉茶及采買湖茶私運入疆二種。道光十二年(1832)三月,甘肅茶運總商畢新興鑒于私茶充斥,阻礙官茶運銷,故至都察院控告各處商販“輒采買湖茶,含糊納稅,由別途運入陜甘、新疆售賣”,要求頒令禁止[22](P61),竟然遭到清政府打擊,被扣上一頂“欲變更舊章”,“實屬謬妄”[22](P219)的大帽子,革去監生銜,并施以杖責。

          (二)以茶制英的共識

          正因為有了乾隆、道光皇帝兩次以茶制夷的理論與實踐,道光皇帝及其官員在對待英國的態度上取得了高度的共識,這就是以茶制英思想的形成。這種思想概括起來說,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英國絕對需茶。清政府甚至認為,離開了茶,英國人將難以存活。早在嘉慶時期,兩廣總督百齡在給嘉慶的奏折中就談了茶葉、大黃的效用問題。他說:“茶葉大黃兩種,尤為該國日用所必需,非此即必生病,一經斷絕,不但該國每年缺少余息,日漸貧乏,并可制其死命。”包世杰也認為:“西洋人民所必需者,內地之茶葉、大黃”[23]兩物。直隸總督琦善認為:“外夷土地堅剛,風日燥熱。且夷人每日以牛羊作為口糧,不易消化,若無大黃,則大便不暢,夷人將活活憋死。故每餐飯后,需以大黃茶葉為通腸神藥。”[24](P307)1838年,江南道御史周頊上書道光,認為茶葉、大黃為外夷必需之物,“查外夷于中國內地茶葉、大黃,數月不食,有瞽目塞腸之患,甚至不能聊生。視鴉片之可用藥解,除其為害之輕重懸殊也。內地人民不盡食鴉片,而茶葉大黃為外夷盡人所必需,其取用之多寡又懸殊也。乃外夷以無用害人之物,尚能遙執中國之利權;豈中國以有用益人之物,而不能轉移外洋之銀幣?未嘗揣度情勢,輒藉口于積重難返,使中國失制用生財之道”[25](P258-259)。直隸順天府尹曾望顏在奏折中說:“夷人賴以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乃茶葉、大黃。而此二物,皆我中原特產。”[24](P350)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也認為:“惟該夷所需以為命,不可一日缺者,乃中國之大黃、茶葉。”[26](P128)以上可見,清朝官員一致認為英人無茶將無法生存。“在中國人心目中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看法,認為,茶和大黃對于西方都是必需的東西,而只有中國可以供給茶和大部分的大黃”[27](P150)。接著林則徐轉引了1851年3月15日《北華捷報》的文字說:“來自西方的外國人都天然愛好牛奶和奶油,耽于這種奢侈嗜好的結果造成了結便的毛病,這毛病只有靠大黃和茶才可洗他們的腸胃,恢復他們的精神;一旦把這些東西予以剝奪,他們便會馬上病倒。”

          第二,以茶可制英國。既然英國離不開茶葉,離開了茶葉就要生病甚至死亡,那么,當然可以利用茶葉作為武器達到制夷之目的。前文引述兩廣總督百齡給嘉慶的奏折中已經提到:茶葉大黃“一經斷絕,不但該國每年缺少余息,日漸窮乏,并可制其死命”[23]。也就是說,不但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問題,還會帶來致命的健康問題。林則徐認為:“至茶葉、大黃兩項,臣等悉心訪察,實為外夷商所必需,且夷商購買出洋,分售各路島夷,獲利尤厚,果能悉行斷絕,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權。唯現在各商夷商,業經遵諭呈繳煙土,自應仰乞天恩,準其照常互市,以示懷柔,所有斷絕茶葉、大黃,似可暫緩置議。”[25](P66-68)他認為,“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28](P126)這也說明,以茶可制衡英國。

          第三,以茶制夷方式。最直接的方式是閉關鎖國。直隸順天府尹曾望顏給皇帝的奏折中提出:“無論何國夷船,概不準其與我朝通商往來。”[24](P350)這種主張無疑是一種封關禁海的政策。當然,這種主張根本行不通,也未考慮不同夷商經商的客觀實際。林則徐認為要對夷商區別對待,對販鴉片和不販鴉片的夷商采用不同的政策,同時對主動繳煙及拒不繳煙的夷商也采取不同的政策。如果“日后再有反復,即當示以兵威,斷絕茶葉、大黃,永遠不準交易。俾冥頑之徒,知所儆懼”[25](P302)。這是一種比較明智的選擇。

          三、清朝皇帝、官員利用茶葉武器的敗因

          清朝皇帝、官員利用茶葉武器抑制英夷的想法慘遭失敗,究其原因,具有復雜性。但下面三點原因是致敗的重要因素,即:高估了茶葉武器的作用,低估了英國的侵略野心,道光皇帝反復無常。

          (一)高估了茶葉武器的作用

          茶葉武器說到底是一種貿易制裁的思想。大凡貿易制裁作用的發揮最終決定于國力的大小,實力的強弱。一般而言,只有實力雄厚的國家向弱小的國家發動貿易制裁,才可能產生真正作用并最終壓服弱小國家。相反,弱國如向強國發動貿易制裁,強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手段消除影響,甚至使貿易制裁完全不起作用。歷史上中國對少數民族使用茶葉武器,起到了一定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從整體實力上看,宋朝比西夏、遼、金相對強大或實力相當,更不要說比青海、甘肅、西南一帶的少數民族,實力更為強大了。同樣,明朝比西蕃少數民族實力也遠為強大,與北方的強勁對手相比,實力也絕不遜色。所以,宋代、明代時期,以茶治邊政策能夠取得一定效果,統治者對此也深信不疑,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歸根到底還是中原王朝足夠強大。當中原王朝拿起茶葉武器,再輔之于其他手段時,周邊少數民族就無力反抗,最終只得選擇妥協。如蒙古采取對明朝的戰爭,就得不到茶葉,生活很為不便。后來,“俺答款塞,請開茶市”[29](P215),茶馬互市得以開展,大量茶葉流入蒙古。

          清朝時期,茶葉武器的使用主要體現在三個外國對象上,即俄羅斯、安集延、英國。茶葉武器使用成功的范例是對俄羅斯、安集延的貿易制裁。然而,茶葉武器使用的成功掩蓋了一個客觀現象,即實力的大小。當時的俄羅斯與清朝實力相當,如果俄羅斯不接受清朝的條件,恰克圖互市也就不可能重啟,俄羅斯則會損失慘重。如果對清朝以武力相威脅,甚至發動戰爭,又無勝利的把握。在這種情況下,茶葉武器確實發揮了一定成效,迫使俄羅斯接受清朝的條件,這樣才能修好通市。而浩罕屬下的安集延商人雖狡詐成性,支持張格爾叛亂,給清朝造成了一定壓力,但浩罕的實力遠不如清朝,所以它只好一面宣稱進貢,一面做些違法的勾當。當清朝舉起茶葉武器時,安集延商人得不到茶葉、大黃,損失慘重。考慮到新疆的穩定和民族團結,后來清廷主動撤銷制裁,恢復對安集延的茶葉、大黃供應。這也說明,茶葉政策是有效的,且被清政府所牢牢掌握。

          對英國的貿易制裁就不同了。清政府面對的不但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更是一個以貿易立國的國家。自乾隆后期起,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所謂盛世已經過去。經過白蓮教打擊,嘉慶朝已很虛弱,到道光接位后,統治危機四伏,清政府已經暮氣沉沉,無力抵御西方的侵略了。此時的清政府再次舉起茶葉武器,就明顯略到力不從心,效果甚微。茶葉還是以前的茶葉,英國人對茶葉的需求依然一如中國少數民族對茶葉的需求那樣旺盛,只是清政府感到茶葉武器再也沒有以前的威力了。既然如此,僅僅靠斷絕茶葉供應,英國就會俯首聽命的想法,不但顯得多么不切實際,而且完全是一種夢想了。

          (二)低估了英國的侵略野心

          當中國舉起茶葉武器的時候,英國不僅不會俯首聽命,而是多方破壞,蓄意發動一場罪惡的侵略戰爭,試圖以戰爭的手段來打開茶葉自由供應的大門,將茶葉貿易建立在所謂穩定的基礎上。“英政府惟一的犧牲,只是晚六個月或八個月征收茶稅”。英國認為,占領了香港很重要,“這地方并且是北方來的船只匯集之地,中國政府便無法干涉它的船只,將茶、絲運到我們的船里來了”[26](P664)。英國謀求與中國的通商條約包括如下內容:“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揚子江。”理由是:“廣州在北緯二十九度至三十度之間,與茶、絲、棉布產地相近,也是暢銷英國呢、絨、布匹、羽紗的地域。”[26](P654)一旦以和平手段達不到這一目的,英國就不惜發動戰爭,但仍以通商的名義達到目的,使清王朝的茶葉武器作用蕩然無存。所以林則徐的“制伏其命”及某些官員的“禁之則窮”的觀點都是聽起來頗有道理,但在現實面前根本無法實現。林則徐說:“惟該夷所需以為命,不可日缺者,乃中國之大黃茶葉。臣愚以為今日要策,首在封關,無論何用夷船,概不準其互市,彼百數千十船載來之貨,久不能售,其情必急;而禁絕大黃、茶葉,不令商民與之交易,更有以制伏其命,彼未有不戄而求我者也。”[26](P128)道光皇帝詢問官員黃鈞宰:“其國富強,有諸?”黃鈞宰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說:“其富由中國,彼以所有易茶葉,轉鬻于附近諸夷,故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窮,又安能強?”[26](P645)這簡直是一派胡言亂語!即使是林則徐,也對英國的侵略野心估計不足。“就在英國人準備大舉進攻中國的時候,林則徐依舊認為英國人斷然不會來進犯中國。他十分自信地說,通過他的仔細觀察,已經把英國人的底細摸得一清二楚,他們不敢用侵凌其他國家的方式窺伺中華”[14](P21)。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認識倘且如此,其他人的認知水平就更加可想而知了。顏斯綜《海防余論》甚至認為:“彼之伎倆,專務震動挾制,桅上懸炮,登岸放火,占據各處地方,多用此法。然未敢嘗試于大國邊疆,恐停貿易,則彼國之匹頭,港腳之棉花,何處銷售?茶葉等貨,何處購買?彼之國計民生,豈不大有關系?”[14](P22)這番話也是出于自信英國不敢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然而,現實卻是殘酷無情的,英國偏偏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攻城掠地,殺人放火,無惡不作,遠不是“桅上懸炮,登岸放火”這么簡單了。清政府被英軍打蒙了,只得于1842年8月29日與英國簽訂了屈辱的《江寧條約》,割讓香港島,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為商埠,英國自由掠奪中國茶葉的陰謀完全得逞,清政府利用茶葉武器的打算則徹底失敗。

          (三)道光皇帝反復無常

          一項政策是否有效,與決策者尤其是高層決策者的素質密切相關。決策者只有高矚遠矚,意志堅定,才能制定正確的決策,并使決策在實施過程中不走樣,起到應有的作用。在封建時代,皇帝無疑是最高決策者,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道光皇帝性格多疑,行動優柔寡斷,經常出爾反爾,反復無常,缺乏決策的堅定決心及貫徹決策的堅強意志。以這樣的決策者來指導中外關系的處理,往往失誤頻頻,甚至錯誤百出。其實,利用茶葉武器的失誤事件,早已見之于道光皇帝對安集延貿易的處理之事上了。1828年,那彥成遵道光皇帝之命到新疆辦理善后事宜,鑒于安集延商人在張格爾叛亂事件中的嚴重問題,提出了“請嚴禁安延集貿易茶葉、大黃出卡”[18](P611)的建議,得到道光皇帝贊許。但那彥成的行茶章程在遭到阻力時,道光皇帝就動搖了,退縮了。揚威將軍長齡的調查說,1830年玉素普和卓叛亂的原因之一是“驅逐安集延,查抄家財,斷離眷口,禁止茶葉、大黃所致”[20](P914),也有人說叛亂原因是“近年不準安集延進卡貿易,深以為恨,遂與霍罕狼狽為奸”[20](P810)。于是,道光皇帝斥責那彥成私心自用,將其撤職,嚴禁茶葉、大黃出卡之禁改為弛禁。這一結果實際上是道光皇帝出爾反爾的個性使然。

          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鴉片戰爭期間,鴉片嚴禁派的代表林則徐提倡堅決禁煙。由于看到銀荒兵弱不利于自己的統治,道光皇帝派遣林則徐去廣東查禁鴉片。林則徐臨危受命,設法在查禁鴉片的同時,對繳出鴉片的英商給予一定茶葉作補償,“酌量加恩,賞給茶葉,凡夷人名人繳出鴉片一箱者,酌賞茶葉五斤”[26](P94),同時要求英商領茶時保證永不夾帶鴉片,收到了很好效果,英商紛紛繳出鴉片。此外,林則徐又對茶葉“酌中定制,不許各夷逾額多遠,即為鉗制之方”,“諭令澳門同知,轉飭西洋夷目遵照,即如茶葉一項,每歲連箱準給五十萬斤,仍以三年通融并計,以示酌中之道”[26](P203)。其目的在于防止英商從其他國家商人手中轉購茶葉。英國侵略者義律不但阻止英商領取賞茶,而且積極為發動鴉片戰爭做最后的準備。英國等一切準備完畢后,遂于1840年6月發動了全面侵華的鴉片戰爭。戰爭的結果,英國的大炮洞穿了清朝虛弱的外表,清政府不得不割地賠款。面對英國的侵略,道光皇帝對待林則徐猶如對待那彥成一樣,將林則徐革職查辦,充軍新疆。如此看來,道光皇帝的首鼠兩端最終也摧垮了茶葉武器的運用。

          總之,英國對茶葉的迫切需求,是清政府實施以茶制英、壓服販賣鴉片的不法商人的現實出發點。茶葉武器思想具有豐富性,包括幾個基本內容,由于清政府的腐敗,它的失敗也是必然的,并由此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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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處:陶德臣.清朝政府對茶葉武器的認知——以鴉片戰爭為考察中心[J].農業考古,2020(02):11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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